海水稻是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技术团队培育出的一种耐盐碱水稻，研发主阵地在青岛。今年，它已经开始了全国大范围试种。在去年的测产中，海水稻表现不错——一种编号为YC0045的水稻材料最高亩产量达到620.95公斤，超出预期的300公斤。

 

 

　　但近日，我国著名水稻专家凌启鸿发表学术文章指出，切不可因有了海水稻而过于乐观。之后，又有公开报道质疑，“海水稻”名不副实，它与海水并不沾边。

 

　　这些声音让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感到无奈。该中心技术副主任米铁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很多人闭门造车，靠想象进行评论，“不负责任”。

 

　　记者梳理了围绕海水稻产生的种种争议。其实，海水稻的科学意义毋庸置疑，只是在宣传手段和推广路线上，还有可待商榷的空间。

 

 

　　“我们觉得最有问题的地方，其实是名字。”中国种子协会顾问李立秋挺困惑，“如果跟海水没关系，为什么要叫海水稻？”

 

　　此前，青岛海水稻团队反复强调，“海水稻”并非按字面意思理解的在海水中生长的水稻。它是耐盐碱水稻的俗称，可以长在盐碱地和滩涂。

 

　　李立秋对这一解释并不买账：“我没有听说过这种俗称，耐盐碱水稻就是耐盐碱水稻，怎么成了海水稻？”从事水稻育种工作多年的天津农作物研究所专家童继平也告诉记者，在业内，并没有将耐盐碱水稻称为海水稻的惯例。

 

　　误解已经产生。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之前入驻了某新闻平台的“问吧”与网友互动。大量网友都在问同一个问题——这种水稻可以直接用海水灌溉吗？

 

　　既然容易让人“脑补”，又为何如此取名？

 

　　“因为有新闻性。”李立秋直言不讳，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我国就在研究耐盐碱水稻，全国有多支不同团队在做。如果不取个新名字，就没这样的轰动效应。”

 

　　对名字引发的轩然大波，米铁柱表示难以理解。“有必要因为名字有这么大意见吗？好，那我们不叫海水稻，我们叫淡水稻、凉水稻、开水稻？”针对是否靠名字博出位的质疑，米铁柱说：“对这种莫须有的指控我们无法回答。”他再次强调，取名海水稻，是为了通俗易懂。

 

　　在专家看来，除了有“炒概念”的嫌疑，这一名字还容易造成混淆。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，提到海水稻，业界通常认为它指的广东湛江科研人员陈日胜培育的“海稻86”。

 

　　“因为是内河入海口的海滩涂地里生长的稻种，所以我给它取名为‘海水稻’。”陈日胜告诉记者，他认为海水稻的许多基因与普通稻子不同，是非常好的水稻育种材料资源，其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86年。

 

　　不过，“海稻86”没有通过品种审定。也就是说，它还在试验阶段，尚无法进行推广。“我做这件事纯粹是我的个人行为，没有政府部门支持。”陈日胜说。

 

　　此“海水稻”是不是彼“海水稻”？米铁柱给出了明确回应——双方没有任何关系。“对陈日胜的工作，我们不做评价。”陈日胜则回复记者称，国内应该有很多育种团队用过他的海水稻材料，至于青岛有没有用到，他不清楚，在没有确切数据分析之前，不能判定有没有关系。

 

 

 

　　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试种海水稻时，用了海水+淡水混合的方法，配置出不同浓度的咸水，来模拟自然界中不同盐碱地的情况。比如前文提到的YC0045，其生长全周期内水田含盐量浓度就控制在0.6%。

 

　　“如果是这样，这一品种的耐盐性还是比较好的。”童继平给予了肯定。不过，海水的盐度通常为3.0%到3.5%，远高于0.6%。如果要配比灌溉，淡水也得占到灌溉水80%以上。凌启鸿在上述《盐碱地种稻有关问题的讨论》中指出，这意味着，耐盐水稻品种还是需要充足的淡水灌溉作栽培保证。按照每亩稻田用水量在800到1200立方米之间计算，即使用“淡水+海水”的方式灌溉，也得从内地向沿海建设长距离淡水输水工程，投资巨大，缺乏大范围推广的现实性。

 

　　“我们既然是要在多地试种，那就是要用当地的水土和环境。”米铁柱说，“在青岛，我们用淡水和海水混合，是为了建立实验环境；但在其他地方试种时，我们当然不会继续用这种方式。我们是在真实的盐碱地中种植，不存在调水的问题。”

 

　　至于是否会消耗大量淡水，米铁柱表示，这要看怎么理解“淡水”。

 

　　传统农业生产用水的含盐量不能超过0.1%，但如果种植海水稻，含盐量更高的水也能用于灌溉。米铁柱举例说，新疆地区的高山融水，流经地表盐度高的区域后，其携带的盐分就会随之增高，盐度一旦高过0.1%，就无法用于农业。“但在海水稻上，这种水就能继续用。”

 

　　米铁柱向记者强调，相比在盐碱地上种植普通水稻，海水稻并不会耗费更多淡水资源。“同样是盐碱地，因为海水稻耐盐度高，就不需要用大量淡水洗盐；而且，我们还能利用大量传统农业所不能用的水资源。”

 

 

 

　　据米铁柱透露，明年海水稻将进行“区试审定”，审定通过后，海水稻就能作为商业品种，面向农民销售。

 

　　而李立秋和童继平都认为，从目前来说，推广海水稻的需求并不迫切。

 

　　“种水稻的比较效益不高。”童继平的老家在安徽，他亲眼看到，很多水利条件不好的良田已经抛荒。相比守着一亩三分地，农民更愿意出门打工。如果开发盐碱地种稻的经济效益不高，农民就很难有积极性。

 

　　而且，我国不缺水稻。李立秋表示，今年我国在水稻种植面积上比上年压缩了1000多万亩。

 

　　但对于海水稻的商业化前景，米铁柱信心满满。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提出，其长远目标是要为国家增加1亿亩耕地，多养活8000万人口。“商业化推广的效果如何，要交给市场去检验。充分的调研表明，海水稻的潜在市场需求非常广阔。”

 

　　米铁柱指出，有良田抛荒，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开发新的土地资源。“土地抛荒的本质原因是经济效益不高。不能因为有土地抛荒了，就否认开发利用盐碱地的价值，这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。”至于经济效益的问题，米铁柱认为无需担忧。“我们有大量成片盐碱地可以进行规模化、集约化种植，这比分散、传统的农田耕种成本要低，效益更高。”

 

　　那么，我国有增加水稻产量的需求吗？

 

　　“我国也许不缺普通水稻，但海水稻是能满足高端需求的水稻。”此前报道介绍，盐碱地中微量元素比较高，海水稻矿物质含量比普通稻高，再加上其生长过程中少受病虫害侵扰，可以做到天然绿色。“现在一直在说产业升级，说供给侧改革，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。”米铁柱说。

 

 

 

　　海水稻的另一大亮点，是它的亩产水平。

 

　　2017年经过小面积测产，有试验品种的亩产量达到近621公斤。这一数字也在之后的报道中被反复提及。但始终没有明确的是，所谓的“小面积测产”，究竟是种植了多大面积？

 

　　米铁柱向记者确认，这一材料的实际种植面积为四五十平方米，测产了几百株，亩产量为折算而来，是一个“理论评测结果”。

 

　　“这就应该说清楚，否则容易引起误会。”李立秋说。

 

　　李立秋反复强调，从长远来看，我国的耕地面积确实不够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刚需，但耕地红线的坚守也是底线。如何利用目前不能利用的土地，对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说是个大课题。所以，研究耐盐碱水稻，做粮食安全的战略技术储备很有必要，从学术上来讲，他支持深入研究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还真能研发出适应高盐环境的真正的海水稻。

 

　　“抗盐水平不错，产量水平也不错。”童继平坦言，从耐盐碱水稻研发的角度来看，海水稻确实有所突破。

 

　　但让专家们“意难平”的是“浮夸”。“本来这些年，科技界就有浮躁之风。做研究可以，但别总想着‘抓眼球’。拿商业营销那一套来做包装，就丢了科研工作者应该有的严谨、客观。”李立秋说，这才是业界专家跟海水稻“较劲”的主要原因。

 

　　拓展阅读

 

　　一

 

　　张双南：中国科研人员申项目时常被问“外国人都没做过，你做这个干什么”

 

　　质疑，在张双南看来，正是目前中国科技界最缺乏的科学精神。

 

　　1.质疑乃科学精神之核心

 

　　张双南把科学精神总结为六个字：唯一、独立、质疑。

 

　　所谓唯一，即科学的目的是发现科学规律，而科学规律是唯一的。所谓独立，即科学规律独立于发现者，不管谁来做科学研究，东方人也好，西方人也罢，在方法正确的前提下，所发现的科学规律是相同的。所谓质疑，从字面上看是最容易理解的，但张双南认为，它恰恰是科学精神中最重要的两个字。

 

　　“科学的进步和创新离不开质疑。”张双南说，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，每一个重大科学理论的诞生都不是自然演化出来的，而是伴随着新理论对旧理论的质疑，甚至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和冲突。可以说，没有观点的碰撞，难以擦出真理的火花。

 

　　但在中国科技界，似乎缺乏这样的习惯。大家讲究中庸之道，讲究以和为贵，在潜在的气氛中对批评和质疑是不鼓励的，因为这样会“伤和气”。张双南认为，这并非中国科技界独有的问题，而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使然。

 

　　张双南曾想办法以图改变这种风气。几年前，他尝试举办“学术批评论坛”，邀请和自己学术观点不同的人对自己提出学术批评。“既然不方便当面批评别人，那就邀请别人来批评自己好了。”这是张双南当时的想法。遗憾的是，这个“学术批评论坛”只办了一次，之后便难以推行。

 

　　张双南观察到，质疑精神的缺失，使科技圈出现不少怪现象。科研人员不但很少与国内同行进行学术争论，对国外的学术思想更是缺乏批判和质疑。在申请科研项目时，首先会被问，这种研究外国人有没有做过？跟踪外国人的前沿研究容易通过，也容易出成果。假如外国人没有做过，就会被问，外国人都没做过，你做这个干什么？

 

　　长此以往，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结果：在科研领域，很多原创思想都是外国人提出来的，中国人则负责实现它，或者进一步提升它。用张双南的话说，外国人负责“挖坑”，中国人负责“灌水”。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，这些年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多，但是原创性思想或成果却很少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论文所涉及的“坑”，都是外国人挖的，而不是中国人自己挖的。

 

　　

张双南（图源：中科院官网）

 

　　2.解铃还需系铃人

 

　　难道中国人真的不擅长质疑吗？

 

　　张双南以前在清华大学讲课时，提出一个要求：每个学生每堂课必须向他提一个问题，越尖锐越好。最近他又在中国科学院开了一门关于科学方法的课程，也提出同样要求。他发现，在鼓励批评和质疑的课堂氛围下，学生们常常与他进行热烈讨论，有时甚至会和他吵起来。这让张双南感觉非常好。

 

　　“所以不是中国人缺乏质疑的能力，而是我们的文化氛围不鼓励批评质疑，慢慢把大家的棱角磨平了。”张双南说。

 

　　解铃还需系铃人。张双南认为，质疑精神的缺失源于文化传统，质疑精神的培养也要从文化入手，形成鼓励批评质疑的氛围。

 

　　在教育层面，张双南发现，学校倾向于给学生灌输科学知识，但很少告诉他们，什么是科学，什么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。而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精神，首先要培养他们分析、批判、质疑的能力。

 

　　张双南提到了人们常讲的“文化自信”。在他看来，真正的自信，就是既敢于接受批评质疑，正视和改正自己的不足，也敢于批评和质疑他人。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国科技界：应该既欢迎和鼓励国内同行之间互相批评质疑，也要敢于批评和质疑国外同行的学术观点。

 

　　“没有质疑，科学精神无从谈起。没有科学精神，就不会有创新。没有创新的文化不会成为先进的文化，只有先进的文化才有自信！”张双南总结说。

 

　　二

 

　　发展离不开质疑，进步离不开批判

 

　　质疑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 

　　笛卡尔说，一切感官获取的知识都是可以怀疑的，唯有怀疑本身不可怀疑。就人类已知和未知的比重而言，真理的海洋仍以神秘姿态示人。合理质疑科学发展中前人的成果，不先入为主地迷信书本和权威，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事物和已有观点，正是科学的精髓所在、价值所在。

 

　　纵览人类科学发展史，一个个勇于质疑的科学家书写了熠熠生辉的篇章。哥白尼的质疑将宇宙中心从地球转移到太阳，尽管又有后人质疑“日心说”，如是往复延续，人们才得以不断地探索和认识宇宙；伽利略的质疑推翻亚里士多德“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比例”的学说，开实验科学之先河，人们才得以广泛运用实验观测和数学推理，进入现代物理学殿堂；如果爱因斯坦不曾质疑牛顿三大定律，相对论就无从产生……质疑如一股强大动力，激活创造性思维，从而推动科学进步的车轮滚滚向前。

 

　　不仅科学自身的发展如此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如此。科学是文明进步的基础，质疑则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基础。良药苦口利于病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，要求我们用好质疑这一剂良方，在有则改之、无则加勉中不断校正发展的航向。

 

　　当然，质疑本身也需要科学的精神。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，过犹不及，“质疑”不等于盲目“怀疑”，更不是毫无根据的全面否定。质疑实质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方式，有助于发现前人科学探索中的缺陷、漏洞以及经不起检验、不完全适用之处等。

 

　　质疑需要独立理性的思考。质疑已有理论或成果，是一个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并着力解决问题的过程，而非随意向别人提问。质疑他人的同时，也要质疑自己下过的结论，甚至质疑自己的质疑。如是，对以往的成果进行合理扬弃，而非简单“师承”，方为质疑应有的科学态度。

 

　　探索未知，道阻且长，多一些科学的质疑，才可能产生更多更好的观点和成果，才可能碰撞出更多更好的创新火花。现在，中国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奋进，我们迫切需要勇于质疑、科学质疑。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——质疑最大的“敌人”恐怕是我们“自己”。对科学而言，合理质疑的缺失甚至比在罗马鲜花广场等待布鲁诺的火堆更可怕。